《元史》
《元史》
《元史》·二百十卷（内府刊本）
明宋濂等奉敕撰。洪武二年，得元十三朝《实录》，命修《元史》，以濂及
王祎为总裁。二月，开局天宁寺。八月，书成，而顺帝一朝史犹未备。乃命儒士
欧阳佑等往北平采其遗事。明年二月，诏重开史局，阅六月，书成。为《纪》四
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列传》九十七卷。书始颁行，纷纷然
已多窃议。迨后来递相考证，纰漏弥彰。顾炎武《日知录》摘其《赵孟頫》诸传，
备书上世赠官，仍志铭之文，不知芟削。《河渠志》言耿参政，《祭祀志》言田
司徒，引案牍之语，失於翦裁。朱彝尊《曝书亭集》又谓其急於成书，故前后复
出。因举其一人两传者，条其篇目，为仓猝失检之病。然《元史》之舛驳不在於
蒇事之速，而在於始事之骤。以后世论之，元人载籍之存者，说部文集尚不下一
二百种。以订史传，时见牴牾，不能不咎考订之未密。其在当日，则重开史局距
元亡二三年耳。后世所谓古书，皆当日时人之书也。其时有未著者，有著而未成
者，有成而未出者，势不能裒合众说，参定异同。考徐一夔《始丰稿》，有《重
开史局时与王祎书》云：“近代论史者莫过於日历。日历者，史之根柢也。至起
居注之设，亦专以甲子起例。盖纪事之法无逾此也。元则不然，不置日历，不置
起居注，独中书置时政科。遣一文学掾掌之，以事付史馆。及易一朝，则国史院
据所付修《实录》而已，其於史事固甚疏略。幸而天历间虞集仿《六典》法，纂
《经世大典》，一代典章，文物粗备。是以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实录》，又
有《经世大典》可以参稽，廑而成书。若顺帝二十六年之事，既无《实录》可据，
又无参稽之书，惟凭采访以足成之。窃恐事未必核，言未必驯，首尾未必贯穿也”
云云。则是书之疏漏，未经属草以前，一夔已预知之，非尽濂等之过矣。惟是事
迹虽难以遽详，其体例则不难自定，其讹脱则不难自校也。今观是书，三公宰相，
分为两表；《礼乐》合为一志，又分《祭祀》、《舆服》为两志。《列传》则先
及《释老》，次以《方技》，皆不合前史遗规。而删除《艺文》一志，收入《列
传》之中，遂使无传之人，所著皆不可考，尤为乖迕。又《帝纪》则定宗以后、
宪宗以前，阙载者三年，未必《实录》之中竟无一事，其为漏落显然。至於《姚
燧传》中述其论文之语，殆不可晓。证以《元文类》，则引其《送畅纯甫序》，
而互易其问答之辞，殊为颠倒。此不得委诸无书可检矣。是则濂等之过，无以解
於后人之议者耳。《解缙集》有《与吏部侍郎董伦书》，称《元史》舛误，承命
改修云云。其事在太祖末年，岂非太祖亦觉其未善，故有是命欤？若夫《历志》
载许衡、郭守敬之《历经》、李谦之《历议》，而并及《庚午元历》之未尝颁用
者，以证其异同。《地理志》附载潘昂霄《河源考》。而取朱思本所译梵字图书，
分注於下。《河渠志》则北水兼及於卢沟河、御河，南水兼及於盐官海塘、龙山
河道，并详其缮濬之宜，未尝不可为考古之证。读者参以诸书而节取其所长可也。